第346章 努尔哈赤是韩国人（下）
第346章努尔哈赤是韩国人（下）
这个思路，是承认自己是夷狄，但表明夷狄也是人，不应该被区别对待，也就是剥离了夷狄的贬义意向。而要求别人不贬低夷狄，当然自己也得这么做，因此雍正还专门说，今后大家可以随便用夷狄这个词，不用忌讳。
问题是，清朝宫廷确实一直都非常忌讳这些称呼。人家说个相关的字，他们都受不了。这样一来，无异于自己都在承认夷狄是骂人的。
同样，时人都认为，清朝得天下的过程非常残暴，和德行没什么关系，反而属于禽兽行为。雍正试图进行辩解，但他也无法解释清朝当年的各种行径。不仅如此，雍正本人还特别热衷于跟人辩经对线，洗不白也不放弃，天天和人大声讨论自己祖上是不是禽兽……
这么折腾一通下来，还不如不去说呢。
而且，相对而言，这些已经不是根本性的问题了：虽然不好解释，但本质上是具体行为导致的过错。在这之外，这个理论，还有个基础上的漏洞。
清朝首先是个世袭的王朝，而在东方，所有王朝都得面临一个问题：要同时证明，自己起家建立新朝是合理的；别人现在再起家建立新朝，又是不合理的。这实际上是个自相矛盾的问题，连汉朝当初都无法很好解释。
明朝的解释法，是借用了“驱逐鞑虏”作为理由，这个大义名分，朱元璋当时有，但反对明朝的人却不一定有。因此，巧妙地用这个差别，回答了自相矛盾的合法性问题。
这也是为什么，朱元璋有没有接受元朝诏安，都显得那么重要。正常来说，这应该不算个大问题，但在这种合法性论述下，就很要紧了。
而清朝不但没有这种可利用的条件，还反过来，自己就是作为蛮夷被人抨击的。它必须更加认真地论述自己当初不是作为逆臣贼子在造反，否则大家更要有学有样了。
因此，历代王朝，几乎都要贬低同时代其他造反的人，这也是合法性论述的一部分。虽然显得翻脸不认人，但为了迎合传统，拉拢士大夫的支持，不这样也不行。
比如明朝，就在官修的《元史》里指责红巾军是“贼”。而且，由于编纂过于仓促，没有仔细审查，有时候会把朱元璋所在的红巾军也一起叫贼了……
也有人认为，这是当时的文人对朱元璋不满所致。即使再怎么表态，大家还是觉得他就是贼。至于到底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，就无从考证了。
仅有的例外，大概就是汉朝。按照刘邦的命令，西汉官方一直承认并且祭祀陈胜。因为汉朝得到天下，在当时人看来，实际上是“争霸战争”，和秦灭六国是一回事。刘邦称帝，理论上也是来自诸侯的推举。
而统一战争也确实没有结束，一直到汉景帝时期，才算告一段落。漫长的战争和雄厚的实力，让汉朝获得了充足的合法性。作为真正意义上统一天下的王朝，它不需要在乎这些问题。汉朝的儒生，甚至经常讨论革命易代的问题，以至于成为显学。后世的王朝，普遍是没有这种底气的。
清朝如何解决这种问题？从结果看，是没法解决。
从汉朝开始，历代王朝的合法性属于一茬不如一茬。到宋朝，其实已经基本没了。
元朝本质上属于另起炉灶，放弃了自西周以来的诸侯国名称，和对应的起于一地、统一诸夏的法统，把“俺最大，俺最合法”当做了法理论述。而明朝则用了驱逐蒙古人的理由，又成功延续了一次。等到清朝接手的时候，能找的理由已经基本上用完了。
清朝按照惯例，指责李自成等人为“贼”，但和其他朝代不同，它无法借此声明自己和其他“贼寇”的区别，强调自己的合法性。
雍正的思路，如果真的能够执行，确实有利于弥合满汉矛盾，但同时，它不但无助于王朝合法性的确立，甚至还是自己刨自己根的行为。
中原王朝疆域和统治理念的最重要根基之一，是天下观，这也不可能被抛弃的。承认满洲是一个地域人群，宣称汉满之间没有区别，单看没有问题，和天下观结合起来，就麻烦了。
因为按这种理论，满洲人当年显然也是“天下人”的一部分，应该属于当时的明朝天子法理管辖的范围。所以，满洲人起兵对抗明朝，毫无疑问是比李自成、张献忠等下层人士的起事，要更加严重的叛逆行径。
说李自成是贼寇可以，但这样自己就是巨寇了……
所以，“华夷一家”、“天下”、“世袭王朝合法性”，这三点永远只能要两个。
清朝的各种尝试，几乎全都在这里碰了壁。比如后来，乾隆还专门下令编订《贰臣传》，和降清的明朝官员进行切割，想借此进一步和“贼寇”拉开距离，提高自己的王朝合法性。
但这种传统的方式，依然很难有效果。因为套用“天下观”，不难发现，明末最大的贰臣，就是建州卫龙虎将军，剩下这些人不过是给他当喽啰的。这越宣传越麻烦了……
一系列尝试失败之后，清朝对于合法性的论述，已经基本处于躺平状态。
雍正死后才两个月，还没来得及改元，乾隆就紧急封禁了他的宣传书籍，推广普通话、以及严刑峻法约束旗人等尝试也被废止。此后，大家就只能不断复读君臣道义之类的话，再也做不出有意义的创新了。
即使如此，负面效果也不好消去。
人家指责他“夷狄盗窃天位，染污华夏，如强盗劫去家财，复将我主人赶出在外，占踞我家。”雍正发现这个指责非常有力，是主要的争论点，于是他把这话直接从“禁书”里抄了出来，给全天下宣布：“现在有人指责我‘夷狄盗窃天位，染污华夏等等’，我认为不是这样……”
总之，雍正写书的时候太过实诚了，反驳别人都要引用对方的文献原文……这样一来，等于分析出来的问题，被大家全知道了。
这种情况下，乾隆只能尽力去打补丁。对于最危险的“龙虎将军谋反”问题，也从“天下”下手，竭力论证自己家族的祖先，不在明朝统治范围内。
为此，乾隆专门考证满洲的源流，尽力把祖源往远离中原的地方扯。最后，他终于得出结论——爱新觉罗家族来自三韩。
这个结果，某种意义上也是很有震撼性的。不过，也终于避免了对于世袭王朝来说，更加尴尬的“带头谋反”问题。
虽然代价是搞出了个“努尔哈赤是韩国人”式的暴论，但总算是给圆过去了，也算值得了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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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思路，是承认自己是夷狄，但表明夷狄也是人，不应该被区别对待，也就是剥离了夷狄的贬义意向。而要求别人不贬低夷狄，当然自己也得这么做，因此雍正还专门说，今后大家可以随便用夷狄这个词，不用忌讳。
问题是，清朝宫廷确实一直都非常忌讳这些称呼。人家说个相关的字，他们都受不了。这样一来，无异于自己都在承认夷狄是骂人的。
同样，时人都认为，清朝得天下的过程非常残暴，和德行没什么关系，反而属于禽兽行为。雍正试图进行辩解，但他也无法解释清朝当年的各种行径。不仅如此，雍正本人还特别热衷于跟人辩经对线，洗不白也不放弃，天天和人大声讨论自己祖上是不是禽兽……
这么折腾一通下来，还不如不去说呢。
而且，相对而言，这些已经不是根本性的问题了：虽然不好解释，但本质上是具体行为导致的过错。在这之外，这个理论，还有个基础上的漏洞。
清朝首先是个世袭的王朝，而在东方，所有王朝都得面临一个问题：要同时证明，自己起家建立新朝是合理的；别人现在再起家建立新朝，又是不合理的。这实际上是个自相矛盾的问题，连汉朝当初都无法很好解释。
明朝的解释法，是借用了“驱逐鞑虏”作为理由，这个大义名分，朱元璋当时有，但反对明朝的人却不一定有。因此，巧妙地用这个差别，回答了自相矛盾的合法性问题。
这也是为什么，朱元璋有没有接受元朝诏安，都显得那么重要。正常来说，这应该不算个大问题，但在这种合法性论述下，就很要紧了。
而清朝不但没有这种可利用的条件，还反过来，自己就是作为蛮夷被人抨击的。它必须更加认真地论述自己当初不是作为逆臣贼子在造反，否则大家更要有学有样了。
因此，历代王朝，几乎都要贬低同时代其他造反的人，这也是合法性论述的一部分。虽然显得翻脸不认人，但为了迎合传统，拉拢士大夫的支持，不这样也不行。
比如明朝，就在官修的《元史》里指责红巾军是“贼”。而且，由于编纂过于仓促，没有仔细审查，有时候会把朱元璋所在的红巾军也一起叫贼了……
也有人认为，这是当时的文人对朱元璋不满所致。即使再怎么表态，大家还是觉得他就是贼。至于到底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，就无从考证了。
仅有的例外，大概就是汉朝。按照刘邦的命令，西汉官方一直承认并且祭祀陈胜。因为汉朝得到天下，在当时人看来，实际上是“争霸战争”，和秦灭六国是一回事。刘邦称帝，理论上也是来自诸侯的推举。
而统一战争也确实没有结束，一直到汉景帝时期，才算告一段落。漫长的战争和雄厚的实力，让汉朝获得了充足的合法性。作为真正意义上统一天下的王朝，它不需要在乎这些问题。汉朝的儒生，甚至经常讨论革命易代的问题，以至于成为显学。后世的王朝，普遍是没有这种底气的。
清朝如何解决这种问题？从结果看，是没法解决。
从汉朝开始，历代王朝的合法性属于一茬不如一茬。到宋朝，其实已经基本没了。
元朝本质上属于另起炉灶，放弃了自西周以来的诸侯国名称，和对应的起于一地、统一诸夏的法统，把“俺最大，俺最合法”当做了法理论述。而明朝则用了驱逐蒙古人的理由，又成功延续了一次。等到清朝接手的时候，能找的理由已经基本上用完了。
清朝按照惯例，指责李自成等人为“贼”，但和其他朝代不同，它无法借此声明自己和其他“贼寇”的区别，强调自己的合法性。
雍正的思路，如果真的能够执行，确实有利于弥合满汉矛盾，但同时，它不但无助于王朝合法性的确立，甚至还是自己刨自己根的行为。
中原王朝疆域和统治理念的最重要根基之一，是天下观，这也不可能被抛弃的。承认满洲是一个地域人群，宣称汉满之间没有区别，单看没有问题，和天下观结合起来，就麻烦了。
因为按这种理论，满洲人当年显然也是“天下人”的一部分，应该属于当时的明朝天子法理管辖的范围。所以，满洲人起兵对抗明朝，毫无疑问是比李自成、张献忠等下层人士的起事，要更加严重的叛逆行径。
说李自成是贼寇可以，但这样自己就是巨寇了……
所以，“华夷一家”、“天下”、“世袭王朝合法性”，这三点永远只能要两个。
清朝的各种尝试，几乎全都在这里碰了壁。比如后来，乾隆还专门下令编订《贰臣传》，和降清的明朝官员进行切割，想借此进一步和“贼寇”拉开距离，提高自己的王朝合法性。
但这种传统的方式，依然很难有效果。因为套用“天下观”，不难发现，明末最大的贰臣，就是建州卫龙虎将军，剩下这些人不过是给他当喽啰的。这越宣传越麻烦了……
一系列尝试失败之后，清朝对于合法性的论述，已经基本处于躺平状态。
雍正死后才两个月，还没来得及改元，乾隆就紧急封禁了他的宣传书籍，推广普通话、以及严刑峻法约束旗人等尝试也被废止。此后，大家就只能不断复读君臣道义之类的话，再也做不出有意义的创新了。
即使如此，负面效果也不好消去。
人家指责他“夷狄盗窃天位，染污华夏，如强盗劫去家财，复将我主人赶出在外，占踞我家。”雍正发现这个指责非常有力，是主要的争论点，于是他把这话直接从“禁书”里抄了出来，给全天下宣布：“现在有人指责我‘夷狄盗窃天位，染污华夏等等’，我认为不是这样……”
总之，雍正写书的时候太过实诚了，反驳别人都要引用对方的文献原文……这样一来，等于分析出来的问题，被大家全知道了。
这种情况下，乾隆只能尽力去打补丁。对于最危险的“龙虎将军谋反”问题，也从“天下”下手，竭力论证自己家族的祖先，不在明朝统治范围内。
为此，乾隆专门考证满洲的源流，尽力把祖源往远离中原的地方扯。最后，他终于得出结论——爱新觉罗家族来自三韩。
这个结果，某种意义上也是很有震撼性的。不过，也终于避免了对于世袭王朝来说，更加尴尬的“带头谋反”问题。
虽然代价是搞出了个“努尔哈赤是韩国人”式的暴论，但总算是给圆过去了，也算值得了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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